秦王朝建立后，施行了有利于封建集权专制的郡县制，广修驰道，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，湖湘地区也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领域逐渐与中原地区融为一体，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秦王朝统治的时间虽然短暂，但版图的统一，促进了各个地区文化的交流、碰撞和融会，则为湖湘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秦汉时期，湖湘地区的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。主要促进因素，是在全国统一的背景下，北方、中原及各个地域的大量移民涌入湖湘，并带来了他们各自包括生产技术在内的各种文化。整个秦汉时期，全国的户口数及人口数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到低的消长起伏状况，而湖湘地区则呈现一种大幅度、稳定性的增长趋势。这是由于中原地区由兵祸天灾接连不断，当战乱较少、年成较好之时，人口呈增长趋势，反之则减少。因而每当中原兵祸天灾频繁发生时期，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人口便大规模地向南迁徙，其中包括人们自发地迁徙及政府有组织的移民。据史载，西汉元始元年（公元2年），湖湘人口数为71万多，到东汉永和五年（140）时便增长到281万多，一百余年的时间，人口增殖将近三倍。所增殖的人口数中，既包括本地人口的自然增殖，也包括大量外地的移民。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，湖湘地区人口的民族成分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动。境内原有的大部分土著民族逐步向西部、西南部以至湖南境外的西南山区退徙，而外地移民则占据了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，主要是湘北平原及湘中丘陵间的盆地。迁入的主要是中原人和原来楚地的住民，他们与哪些还留在湖湘各地的土著住民融合，逐渐形成了湖湘境内新的主体民族——汉族。这一时期，作为广义荆楚地域文化产物的道家思想文化得到了飞跃的发展，形成了有别于先秦道家的“黄（帝）老（子）道”，被学术界称之为“秦汉新道家”。黄老道甚至成为了西汉王朝官方的治国指导思想。中国历史上的所谓“文（帝）景（帝）之治”，与施行道家“轻徭薄赋”、“与民休息”的治国思想是分不开的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，就有关于黄老道的著作。湖湘又被称之为“屈贾伤心之地”，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，也一度因被贬谪来到湖湘担任长沙王太傅，留下了一些与湖湘有关的杰出篇章。他与先秦时期流寓并悲壮殉身于湖湘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道，成为了湖湘人的骄傲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资源。
三国时期，湖湘地区成为了吴、蜀军阀争夺的战场。至魏晋六朝时期，也遭受过多次战祸兵燹，出现过“湘土荒残”的状况。这不能不对湖湘的社会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。但是，相对于中原而言，湖湘地区社会仍然较为稳定，故北方及中原的移民继续不断迁入，湖湘的社会经济虽然缓慢但仍在持续发展。这一时期，形成并流行于北方及中原地区的道教，以及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陆续传入了湖湘，在交流融汇中给湖湘文化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，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；当然她们在湖湘文化的孕育下，也获得了新的生机进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，并在此基础上甚至引领着中国道教、佛教的发展潮流。例如，著名道教人物魏华存在南岳修道十六年，传播上清经录，成为道教上清派的宗师，直接促进了中国道教上清派的产生；以佛教“南岳怀让系”为主体所形成的“江湖禅宗网络”，更是对全国乃至海外的佛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
隋唐五代，随着国家由分裂重新走上统一，中国社会的政治、经济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时期。湖湘地区也与全国保持着同样的发展态势。如上所述，湖南作为一个独立的、具有重要政治战略意义的行政地域概念及人文地理概念，此时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开始形成。这种印象的形成，当然是与湖湘地域的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客观存在分不开的。这一时期，许多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因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到湖湘地区，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。如果说在先秦时期湖湘文化是以地域民族文化凸现自身特色，那么在这一时期，湖湘文化则开始以地域思想文化特色而崭露头角了
本文资料来源于聂荣华、万里主编、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湖湘文化通论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