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，国家和德
1.首先说说国家这个名词。
以前都是把国家视为朝廷，所以顾炎武曾经说过可以“亡国不可以亡天下”，国是朝廷，古文中的国家指的就是政府，是治理的组织机构，代表的是皇上、朝廷的力量，指的是江山社稷的主人，而不是疆域和人口，疆域和人构成了天下，维系人与人是家族和社区，所以孔子关心的是天下百姓，是普天下的人类，一个人身处在社区和天下之间，而不是你疆我界的国。
2.德
“德”字最早源于殷商，出自于甲骨文，见于卜辞。
其字形是路口或路上的一只眼睛。意思有两层，其一“视线通直”，所以德通直；其二“看见了什么”，所以德通得。
卜辞中还被借用来表示“失”。有得有失，有治有乱。文化密码，自古神奇。
德，首先是得失，天命的得到与失去。
必须“有德”，首先得“有心”。所以西周的青铜器上的德，在眼睛下面加了“心”，意即“心中所见”，内心世界的得失与曲直。
对这一本真，最初的周人悟得最为透彻。他们的独到之处，在于新政权诞生之际，即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。

二，春秋战国时期的管理理念
古文的国家既然是政府，就有治理模式。二千多年钱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”德化“”礼制“”法治“等模式的辩论和选择实践。
弱周能替强商、获得执政权，让文王、武王他们悟出了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；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”的“天命观”，并清醒地认识到，“天”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。周公更是把“德”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，“以德配天”、“敬德保民”遂成为两千多年前治国理政的重要韬略，这便是“以德治国”的最初萌芽。
1.老子的”以德治国“
老子的”以德治国“，就是政府让老百姓温饱，”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“，然后实施教化，让老百姓循道而行，自我约束，自我调整，最后”为无为，则无不治“。
2.孔子的”为政以德“
孔子提出了”为政以德“，但孔子处于“礼坏乐崩”的时代，所以提倡的”德治“和老子的”德治“有很大差别，孔子所说的“德”，就是“仁”和“礼”，”仁“是孔子的核心价值，”礼“是孔子的政治主张，执政者”仁“，被管理者守”礼“。汉武时期儒家独尊以后，孔子这套以礼制为基础的为政体系就彻底
3.理念大辩论
孔子的这套仁政体系遭到了墨家、道家、法家等诸子的均群起而攻之。
（1）辩论是从墨子批孔子开始的，墨子反对仁爱，也反对礼乐。他主张兼爱。兼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，主张不分男女老少、亲疏远近、尊卑贵贱，都一视同仁。这样一来，诸侯间就没有战争，大夫间就没有掠夺，庶民间就没有残害，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。在墨家眼里，儒家不过江湖骗子，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。《墨子》一书中的《非乐》、《非命》、《非儒》中的“三大批判”，集中起来可谓“礼乐之批判，天命之批判，儒学之批判”。但是墨家兴衰太快，无法撼动儒家的根基。
（2）墨家之后，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。对孔子的“德治”主张，道家显然不苟同。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儒家和儒家伦理是大奸大伪。在他看来，一个好的天下，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。“相呴以湿，相濡以沫”何以抵得上“相忘于江湖”？庄子的见解堪称“无政府主义”。这与老子的观点如出一辙。老子说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天地轻贱万物，君主无视万民。这也应了，君无为，则民自治；君无情，则民自富；君无能，则民自由。道家认为，政府和领导最好不要作为。是无德才有德，不爱才有爱，越治越没治，越救越没救。老子也认为，禁忌越多，人民越穷；器械越多，国家越乱；技巧越好，怪事越甚；法令越明，盗贼越凶。都是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。“君不治，则民自治；君无为，则民有为”。用今天的话来翻译，就是，有政府，无作为；小政府，大社会，这跟当下世界倡导的政府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一脉相承。
（3）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看来，孔子的这一理想设计根本不可能实现。其理由，“利之所至，趋之若鹜；害之所加，避之不及。”他认为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高压之下必有良民。韩非子所说的法治，实际上也是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。为此他甚至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。“故明主之国，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；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；无私剑之捍，以斩首为勇。”无德之德，必是伪善；非法之法，必为恶法。德治与法治之争，其实就是礼治与刑治之辩。在韩非看来，唯一能做的，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。而最为管用的，就是“两面三刀”，两面即赏与罚，三刀就是势、术、法。这些加起来，就是韩非所谓的“法治”。
整体来说，儒家的主张就如是“上如父母，民如子女”，墨家和法家的设计是“上如蜂王，民如工蜂”，庄子的理想是“上如标枝，民如野鹿”.
但是孔子认为，礼的核心是“尊尊”（即尊贵、尊崇),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就是，用政令来引导，刑罚来规范，人民不敢犯罪，但没有羞耻心。用道德来引导，礼仪来规范，人民不但知羞耻，还能自律。德治的手段是礼，法治的手段是刑。孔子所要的结果，是“治标”又“治本”。在他看来，“德”乃“治本”之“方”。

三，管理模式的选择
管理模式选择最有名的就是秦孝公和商鞅的三次对话，从德化的王道，到礼制的仁治，最后是法治的霸道，商鞅认为“治国之道，强国为本。王道、仁政、无为，尽皆虚幻之说，与强国之道冰炭不能同器。”在礼崩乐坏、大争之世的战国，秦孝公选择了霸道，最后有了秦一统六国。
道家讲道，儒家讲德。德的最高境界，是中庸。孔子有云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”中，就是不走极端；庸，就是不唱高调。故而，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，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，因而不但有“外儒内法”，且有“儒道互补”。
曾仕强老师认为，儒道分家是对中国人最大的伤害，儒家等于法家，加上凭良心。儒家就是法家，法家立法的时候凭良心，施法的时候凭良心，执法的时候凭良心，就变儒家。
在管理模式上，不管国家还是企业，组织的最高领导层应该以德治理，以德来教化，宣传自己的主张，而不是通过下命令、或者颁布规定来教化，讲道讲情；中层最好是儒家，以制度为基础、凭良心去管理，讲礼讲理；基层最好以法为主，按照制度去执行，讲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