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明时期：从低迷到复兴（中）

 

明代，政府在行政建制上仍袭元朝旧制。只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，在洪武九年（1376）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、都指挥使司，合称“三司”。三司鼎立，互不统率。布政使司仍称省。省下设道，道下改路为府，府领州、县。其时湖南地区仍属湖广省管辖，仍称湖南道。共有7府8州56县，还有土司18个。

明代湖南接受移民的输入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，但其时移民的输入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。这就是由于元末明初连年的战乱和兵燹，使得湖南地大片土地和田园荒废，庐舍为墟，原有的湖南境内的居民大批地逃往外省–主要是逃往四川。而随后，外省的居民–主要是江西的则以从征、屯垦、宦游和经商等方式，又大批地涌入湖南。这种情形，正好印证了民间所流传的那种“江西填湖广，湖广填四川”的说法。不过明代湖南人口的数量，却比前朝减少了许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湖南在明万历六年（1578）7府8州（不包括湘西南的18个土司）的人口大约只有191万。

明代湖南的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无疑有重大发展。首先是农业的发展。宋代曾有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说法，指的是长江三角洲的苏州、湖州一带粮食生产的发达，自给有余。而到了明代后期，则盛称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，表明其时湖广已经取代苏湖，在粮食生产方面已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。其次是手工业方面和商业也有较大的发展。明朝中晚期在长江下游和苏杭一带，手工业部门中已稀疏的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。湖南地区与这些地区相比相对落后，资本主义萌芽还谈不上，不过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往昔，却是显而易见的。例如纺织业，湖南地区各州县均出产绢、绫、丝和棉布，其中棉布尤多且普遍。据载长沙府自明景泰七年（1456）始，每年以20万食粮折征20万匹棉布，一半解京库交纳，一半留府备用。其他如造纸业，也出现了诸如长沙府的浏阳纸，衡州府的耒阳纸等一些名优产品。商业方面，湖南地区已出现了一些商业重镇与贸易中心。如岳州府的巴陵，因其濒临洞庭、长沙，成为湖南北面的重要门户和沟通巴蜀与东南苏杭一带的枢纽。位于湘江之滨的长沙府城，明中期已有人口42万，它连接南北与东西，是湖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。在交通上，明代由于开通了黔滇，使得湖南的交通地位也必过去大大提高。因为其时南、北商贩欲入黔、滇，必须取道湘沅或“就湘沅舟运以往”。这样一来，湖南便一改往日那边鄙的面貌和蛮夷的形象，开始进入汉文化的腹地范围。总之，由于交通格局的变迁，是的湖南省落后的边陬蛮荒的到了迅速的开发，所谓“风土往时为异俗，车书此日混遐荒”。